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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

　　从“学校体育”发芽，因“终身体育”发展——

　　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

　　很难再有一个足球场如这般“螺蛳壳里做道场”。

　　一块接近标准的5人制球场，长45米，宽22米，两个长边竖起铁丝网，一边挂着横幅“中国足球从我做起”，另一边用蓝色KT板顶棚延伸出狭窄的综合区：破旧的沙发和不成套的桌椅组成休息观战席；更衣室等同杂物间，想钻进去，得先拨开挂得密密麻麻的旧球衣借光，才能在足球和运动包的缝隙里找到落脚之地；休闲娱乐区最“宽敞”，塞着4张很难同时落座的麻将桌和观赛用的100寸电视；厨房“可以做几十人的饭菜”，还有一个洗澡间。平日训练，至少二三十人活动，若有比赛，容纳七八十人也是常态。

　　可要找到这个“秘密基地”，得先穿过一个农贸市场，带着生鲜干果、蔬菜杂粮的人间烟火气，转角隐入绿茵场。一进门，球场宽边的白墙上4个红字显眼“老有所乐”，一排小字点明方位“昆明市茨坝老年活动中心”。

　　“球队活跃的队员有70多人，五六十岁的居多，80岁以上的还有6名，年龄最大的88岁，是一支爷爷足球队。”66岁的孙滇云算得上队里的“中坚力量”，作为昆明一友足球俱乐部领队，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这支中老年足球俱乐部有着40年历史，而这个球场是大家自筹9万元建的，“每周雷打不动的两次训练，这里已经成为老球员们的精神家园。”

　　“我们是1982年成立的，当时昆明市第一中学毕业的学子踢足球的特别多，为了延续学校的足球文化，大家就商量成立一个俱乐部。”这个被命名为“一友”的俱乐部最初有4名创始人，当时20多岁的孙滇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另外3位“老大哥”包括中国足坛名宿马克坚、前昆明市体工队队长高祖培、前昆明市足球办公室主任白云祥，“4个发起人，现在就剩我一个，其他都‘走’了。”

　　学校的足球氛围，84岁的李崇智仍印象深刻，他是原云南省足球队球员、教练，球龄已有70年，而他的足球启蒙正始于校园，“1952年我进入昆一中，当时就被学校的体育氛围吸引。”他记得，学校有两个“最好、最标准”的足球场，篮球场也有10多个，“下午4点半下课，上千学生一撂课本就去球场了。”

　　但这并非不重视学业，而是在当时，体育和文化课地位等高，“成绩好、品德好的学生才能去踢球。”李崇智表示，目前，俱乐部里80岁以上的成员中还有两人是他的同学，“我们都是昆一中的学生，也都是云南省第一批专业足球队员。”

　　有了学校的基础，俱乐部很快发展到60多人，最初以昆一中毕业的学生为主，“来了不少中年人。”孙滇云记得，队伍成立不久，全国的中老年足球赛开启，为了参赛、壮大队伍，各行各业的人加入进来，“警察、医生、自主择业的、京剧团唱戏的……但大部分都有足球底子，很多人有过专业队经历。”1986年，30岁的孙滇云见证球队首次获得全国中老年足球赛冠军，“那时云南足球很少冒出头，我们就像卡塔尔世界杯的摩洛哥队一样，一匹黑马冲出去。”

　　“老人们尤其坚信，只要有人上场，云南足球就不会倒。”孙滇云记忆里，球队似乎没有难以为继的时候，俱乐部里的很多人年少时便已相识，他们是校友、队友甚至是师生，发展到后来，加入了亲戚、同事、朋友，“我们圈子里大概有200多人，‘一友’也从‘一中校友’转变为‘一群好友’了。”

　　8年前，球队结束了“漂泊”的日子，在距昆明市中心约15公里的茨坝街道拥有了固定球场，但球场地势较高，一到下雨天，天然草坪就暴露缺陷，上场的人都一腿泥，且日常维护费用也比较高昂，众人一商量，又自筹经费翻修了球场，“多的凑一两万元，少的凑千百元。”用国家级裁判、足球解说员陈晓昆的话说，“为了有个地方，能把大家和足球拴在一起。”

　　“拴在一起”意味着要先跨越队员间年龄的代沟，再携手蹚过时间的河流，至少在这片小小的球场上，“孤独感”对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是一个陌生的词。

　　无论场上场下，81岁的陈晓昆都十分自在，“训练后，大家分两桌做饭，我们老年人牙口不好，伙食既得讲求营养又要讲究火候。”他以牛肉举例，“一份做红烧，味道浓一点，给年轻人吃，一份做清汤，炖烂了，适合老队员。”而四五十岁还没退休的队员，通常忙不急吃饭，为了训练调的班，还得尽快补上。

　　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李崇智则因身体原因被“禁赛”，但训练时间一到，他就会出现在场边指导技战术，在这里，几十年从业经验凝结的218条“信条”依然鲜活，不会再囿于箱底的笔记本里，在足球的语境里，“当年训练，两毛钱买一包辣椒就饭吃”的古早经历，也有了更多懂得珍惜的听众。

　　为了安全比赛，队内最早要求给70岁以上的队员佩戴绿色袖标，起到提示作用，但彼此熟悉后，“提示”就种在了心里，“我们球队有两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不能抢老年人的球，只能封堵传球路线，二是不能和老年人有肢体冲撞，另外我会尽量把射门机会给他们。”40多岁的何庆伟是队里名副其实的年轻人，原本偶尔陪父亲来这儿踢球，在父亲离世后，他便正式成了球队一员，“前辈们脚下技术都非常过硬，基本功和对球的处理方式，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足球情结，感觉每周训练都在圆梦。”

　　为了“圆梦”，陈晓昆有过一次教训。“比赛中，一个来球位置太好了，我没忍住就跳起来甩了一个头球。”他没料到，以前当运动员的习惯动作，结果造成了脑部出现淤血，从此以后，他遇到年纪大的队员就叮嘱：“高球来了，用肩、用胸，一定不要拿头顶球，得忍住。”毕竟，伤病的滋味，他永远记得，“年轻时就因为双膝内侧半月板破裂，我才退队。”如今，还能坚持在绿茵场上，他很珍惜，“比分和输赢已经不重要，能过球瘾，还能适当锻炼身体，这就是真正的快乐足球。”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顽强生长的草根足球。”何庆伟认同这套足球哲学，“七八十岁，还能每周聚在一起，换换衣服，为自己一辈子的爱好上场，他们站在那儿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心头一紧时，何庆伟会经常问自己，“今后到了他们的岁数，是不是还能坚持？”但看着眼前这些苍颜白发的足球“少年”，似乎又找不到给出否定答案的理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台当局九条禁令激怒港澳人士，评论称彻底暴露民进党当局真面目******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张若】民进党当局发布所谓的“港澳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览表”，列出九项港澳居民在台湾不得从事的活动，包括不得参加游行以及不得接受媒体邀请发表意见等，引发巨大争议和强烈批评。

　　据香港《东方日报》5日报道，台湾“移民署”近日发布“港澳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览表”，港澳居民不得从事的九项活动包括不得参加选举造势活动或助选活动，不得参加游行、抗争等政治性质公众活动；不得进入军事防务地区、实验室、生物科技、研发或其他重要单位；不得到各军事基地、要塞堡垒窥视、拍照或摄影等。其他还包括不得从事违反社会风俗或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不得未经许可工作，包括模特作秀或短期契约工；不得接受媒体邀请访问等。港媒注意到，公告没有写明法律依据、罚则和“港澳居民”的定义，不知道是仅限于在台停留的入境人士，还是包括在台湾持有居留身份的港澳人士。换言之，旅行观光可能同受影响。

　　台湾陆委会称，相关公告属“误植”，“移民署”已移除该页面，不得从事的非法活动目前仍在讨论中，将供港澳居民参考。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廖元豪质疑该公告的法律依据，称“没有法律效力，但有恐吓效果”。他说，“你把游行、接受媒体邀请，跟卖淫、军事的东西放在一起”，可能会引发在台居留港澳人士的寒蝉效应。香港理工大学学者陈伟强表示，台当局此举十分荒谬，文件的流出并非偶然，而是试水温，测试香港人的反应。

　　香港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后，民进党当局不断炒作“大批港人移民台湾”。根据台“移民署”数据，2021年有11173名港人获得居留许可，比2020年增加360人；1685名港人获得定居许可，“居留和定居许可人数均打破历史纪录”。但《东方日报》直言，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真正获得定居许可的比例并不高。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还不断提高港人移民门槛。2020年8月，台“内政部”增设条文，列明如果申请者为现任或曾任大陆行政、军事、党务或其他公务机构，以及大陆在港澳投资的机构或新闻媒体职员时，台当局将不准其居留许可。2021年6月，台湾规定18岁以上港澳永久居民填写材料时，须填写是否“现(曾)于香港或澳门政府部门任职，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港澳政府”，同时申报毕业后所有工作经历，而非过去那样只填写近10年经历。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表示，不少台湾政客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声援暴徒，却对随后前往台湾发展的港人进行诸多限制，甚至不提供基本保障，如今又出台所谓的“九不得”政策，是将港人视为“炮灰”，为达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他希望香港市民擦亮双眼，避免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说，台当局炮制“九不得”明显敌视港人，好像港人去台湾就是做间谍。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傅健慈认为，台湾当局炮制的“九不得”措施引起坊间批评后又赶忙将公告“下架”，是“作贼心虚”，显然发现有关规定欠缺法律基础、事实和理据支持，更不符合人权的普遍标准。

　　有媒体披露，不少港人因为移居台湾后的生活“不如预期”，选择回流香港。有评论5日称，香港爆发“修例风波”之际，民进党当局摆出一副关心、支持运动的姿态，蔡英文多次声称“与港人在一起”。一时间一些港人信以为真，把台湾视为“乐土”，甚至不惜冒险潜逃。然而，任何骗子都逃不过时间的检验，所谓“九不得”彻底暴露民进党当局的真面目，彻底击碎部分港人对台湾一厢情愿的幻想。（环球时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