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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玛雅彩票官方网站2024-11-24 17:48

无比困难的决定？蔡英文宣布延长兵役年轻人不买账******

　　中新网12月28日电综合台湾媒体报道，27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时隔744天召开记者会，宣布从2024年1月1日起，200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役男，义务役役期由4个月延长为1年。台湾舆论对这一改革批评声浪不小，“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也已经成为了台湾年轻人的惯用讽刺语。

蔡英文。图片来源：台湾中时新闻网杜宜谙摄

　　蔡英文：无比困难的决定

　　年轻人：还不都是你造成的

　　蔡英文在记者会上声称，延长兵役是“无比困难的决定”，还称“只要台湾够强，青年就不用上战场”。

　　岛内年轻人对蔡英文的说辞并不买账：“还不都是你造成的。”

　　有台湾网友直言：“问题不是服役多久，问题是为何走到兵役要延长，是谁造成的。答案大家心知肚明”。还有网友讽刺，“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为了美国优先，台湾人年年缴保护费、吃莱猪、献上台积电……结果老美还嫌不够……”。

台湾网友评论截图

　　此前，也有岛内民调显示，针对“若两岸开战是否愿意上战场”问题，高达65.2%民众表示不愿意，其中20至29岁不愿上战场比例高达七成。

　　暨南国际大学公共行政与政策学系教授柯于璋表示，那些反对“九二共识”的人从没能拿出一个像样的主张，只会叫嚣、反对，最终也只能把两岸情势逼到墙角；这些人不仅拿不出像样的主张，还只能靠延长兵役壮胆，声称只要台湾强盛，年轻人就不用上战场。

　　延长兵役的背后，

　　“选票”和“美国人”扮演什么角色？

　　有台媒分析，为了争取台湾人对延长兵役的支持，民进党当局洋洋洒洒写了26页的说帖。然而，除役男薪水大幅增加，役期纳入劳保年资，还提出分年分期入营，大学4年同时完成学业与役期的构想，摆明讨好役男与家属。

　　《中国时报》刊文称，让念大学的役男兼顾学业与役期，就是在抢短线，只为2024年选举。这个构想若要可行，最可能的办法就是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去当兵，等于将役期拆成分期支付，这样训出来的兵，比现在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还不如，防务部门怎么会答应？当局难道不知道方案不可行？但仍释出研议讯息，目的就只有一个，降低2024年“大选”对民进党选举的冲击。这是标准的选举计算。

　　而对于台湾宣布的征兵改革，美国白宫发言人在回复台湾“中央社”询问时表示“欢迎”。这名发言人声称，美方会依循“与台湾关系法”与“一个中国”政策承诺，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

　　岛内网友纷纷就此吐槽，“摆明了美国把台湾人民当炮灰在看”“台湾延长役期美国表态肯定民进党完成主人任务”“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募兵装模作样大可精简，改征兵浪费年轻人宝贵青春作美国梦数馒头？”

　　对此，有台湾学者分析，目前台当局的作法，只能暂时缓解来自华府的压力，相信后续华府仍会持续针对台湾防务支出、建军规划、装备采购、战术战法与役期等项目，进行“关切”。

资料图：台湾陆军学员训练画面。图片来源：台湾中时新闻网

　　备战可以避战？

　　和平才能避战！

　　台湾《中国时报》28日的一则评论直指，自蔡政府上台以来，持续操作“抗中保台”；但蔡政府从来不诚实告诉民众，搞“抗中保台”不是“请客吃饭”那么轻松，绝对是要付出代价的。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28日也发表评论表示，“兵役延长”一旦落实，它只是个起步，台湾未来必须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继续增购武器，也让台湾成为美国的军火库。

　　“备战才能避战”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思维，要备多少军备，征募多少兵力，才能达到“避战”的效果？如果台湾确定要用“备战”的思维，那么未来防务预算必须大幅提升，“延长兵役”为1年绝对不够。

　　张亚中说，台湾人民很不幸，有一个以美国马首是瞻，不在乎台湾命运的领导人；有个唯唯诺诺，看到美国就只会点头遵命的政党。两岸关系是台湾的生死大事，但民进党当局只会用“延长兵役、增加军备、依靠美国”等陈旧方法来因应，拱手将台湾的未来交给美国来操盘。

　　“用创造两岸和平来确保台湾安全才是唯一的思路。”张亚中最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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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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